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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沿循时间的脉络，以纵向俯瞰的角度极简约地描画出了中国文学巍峨大厦的结构图卷与整体轮廓，并特别提示了那些最重要的梁架节柱——而这恰正是它辉煌光彩形象的支撑和根本。一个话题承载着一个故事，无穷的故事点缀出几千年的文学史。本书轻浅而不浅薄，深厚却不晦涩。这是一本好看的故事书，故事中蕴涵着中国文学史的厚重和深沉。
我们无意精细地叙述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只想撷取文学长河中最闪亮的水花，让读者从中领略中国文学的磅礴壮观。 一部精细的文学史，就像一幅精致的工笔画。本书不想精雕细刻，只想截取文学长廊中那些耀眼的片段，来给中国文学史一个写意。就像从飞机上鸟瞰，我们会看到很多巍峨的高山和广袤的草原，对此我们无法停下来去测量山峰的精确高度，无法仔细游览广袤无垠的草原，我们能够领略的只是个大概。文学史上的巨人就像这些巍峨的山峰，我们不能仔细回味，只能粗略浏览，这也是本书和其他文学史书籍的最大区别。比如在李白、杜甫那里我们仅仅能停留半个小时，而要彻底领则要花上五年甚至五十年。 在我们眼中，中国文学史是一个悠久美丽的故事，它由若干个饶有趣味的话题编织而成，并通过畅朗流利、简洁生动的文笔从容讲述出来，轻浅而不浅薄，深厚却不晦涩。
【 前言：】
中国文学悠悠三千年演变发展的历程，早已汇集成一条起伏蜿蜒、波澜宏阔的漫长河流；而它各体兼备，于世间万物众象无不包纳涵盖、尽收之笔端眼底的复杂构建，也显示出一种气象恢弘、异常绚丽丰繁的巨大空间容量。所以，力图描述其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与承传生新、消长盛衰的进化现象，探究那凸显的外在形式和深层潜注贯通的艺术特质，以给出较切实恰当的审美与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价值评判，由之认定它在寻觅、确立民族一国家的灵魂或自我精神面貌上的标志性意义，换言之，即尝试着为文学编写撰作总结性的“史”的工作也相应而生——这同样可谓是渊源久长且古老，因为中国本来就有浓厚的历史情结、强烈的历史意识，是一个拥载了悠远史学传统的国家。 不过，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固然也汲纳兼融了一些中国传统的文化一文史因素，但本质却是近代文学、科学和思想的产物，于学理观念、把握方式方法与目的关怀等诸方面，主要接受并实践着由日本转道而来的西方理论。难怪那第一部的“中国文学史”竟然出自西洋人翟理士、顾路柏和东洋人古城贞吉之手，而不是中国人自己。之后由二十世纪初迄今，继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国文教习林传甲与东吴大学国文教授黄人的两部同名《中国文学史》开山，国人的文学史研究热情方才高涨。近百年间踵起迭出，分别立足于各自视点取向及不同题材、文体、断代、民族，而详略简繁歧异的著作，已陆续面世达千余种之多，蔚成学术文化界的一派盛景大观，实亦无甚不可理解者。 不待赘言，作为中国史学宏大叙事的重要构建成分，文学史在张扬“文学必须独立，与哲学、史学及其他科学可以并立，所谓纯文学也”的本体意识之际，已同时认定了它的期望和追求：根基于特殊学科品格。就那些已然是历史存留的过去文学现象予以考辨清理、去伪存真，经过重新编排分析，描述出其时空中的发展嬗变过程，最后再进行意义阐释与价值论断；或者说是在外部社会历史文学环境的观照里，来复原文学的真实生存状况，揭示那种识别自我的审美性标记和它相互间交流、浸染而成互动的复杂局面，却绝非只是一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并民俗风物等的平面铺陈表叙。总之，所有这些都只存活在鲜明生动的文学历史画卷上，又因这画卷而获得蓬勃热情的生命动力。 当明白了上述或许带着几分学究气息的基本原理以后，下一步要解决回答的便该是形而下的两个具体问题，即面对已然问世的纷纭浩繁的“中国文学史”之林，我们这部新的书还想写些什么？到底又该怎样写？ 这里先来说说第二个问题。在许多研究家的心目中，文学史应该是一项精深专门的学术课题。而于诸般可见可知的文学现象背后，准定隐伏、贯穿着某些很难加以明示的，抽象的，但又确实起到决定性影响及支配作用的深层规律，他们的任务当然是发现与揭示真相，进而阐明意义。那么，因为学术性使然，相关著作有些奥博乃至趋于枯燥的证论风格就不可避免，甚或是必然的了。 上述认识无疑有道理。不过，本书所关注的却是最广泛的读者大众，那便需要别样与之相适合的把握尺度与叙述方法，为其认同，也能够增加阅读乐趣。所以说，中国文学史不能仅是历朝历代作家作品的析论和时代背景、相互关系的评介。在我们眼中，它同时甚至首先还是一个悠久美丽的故事，由若干个饶有兴味的话题编织成——现在的书名已预先清楚地提示出这层构想命意——并通过畅朗流利、简洁生动的文笔从容讲述出来，轻浅而不浅薄，深厚却不深奥晦涩。 大致而言，中国文学经历了由泛杂而转向专纯、自混沌渐进入自觉的演变发展过程。其间产生与存留的篇章多得不可胜数，简直如烟海般浩渺无垠，任何文学史著作也很难做到巨细无遗皆尽鉴评，所以必然要善加选择，确立自我的价值取向标准，才能使它们成为被研究、讨论的对象，这其实就是相对与绝对的双向互补，主观认知和固有事物或个人意图与客观公论的协调交融的结果。不过，这一切却都是根源立足在文学首位的本质特征——审美之上，以文学最重要的审美愉悦功用为依据，从“文学性”出发并最终归宿于此。 按照这种要求，我们便只能精选那些最具价值的优秀作家，以及他们那些耀动着恒久创造精神的优秀作品来论述。因为这才是导引漫长曲折的中国文学历史之河奔涌前行的主流，是描绘出斑斓华美的中国文学历史图册的最炫目色彩，是层垒代积成的中国文学历史大厦的辉煌标志……这种“并非意在面面俱到”，而力求“更具完整、均衡的组织性”的情形，借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约翰·玛西的话来说，便是本书“就如同一幅内容并不细致的素描，合乎条理地勾勒出了风景的整体轮廓。这一整体印象犹如从掠过风景上空的飞机上鸟瞰，进入我们眼帘的是那些显著的特征，是高耸的峰峦和广阔的草原。我们无法停下来精确测量一下山峰的高度，仔细眺望广阔的草原。在莎士比亚那里我们只停留了十五分钟——尽管真正理解他也许要花上十五年甚至五十年”。 下面再回过头去说说第一个问题，即文学史究竟应该包含些什么，有怎样的内容？说到底，它与第二个问题是紧密关联，不宜截然分割而互为因果的。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话头，给横向的断面研究提供了理论，因此，划分时间阶段便是一项最基础的结构范式，以往的许多种中国文学史也惯常据朝代作为叙述单元。确实，不同朝代都自有代表了其最好文学业绩的体裁样式，例如汉之赋、六朝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散曲、杂剧）、明清之小说等，早已为大众所耳熟能详，它们再与当时的其他诸文学现象共同构起了复杂而独特的时代风貌，展示出自己那片绚烂的文学天地。 但是，这样做往往会使得各种独立的文体也随之割裂为几个区段，而一总给综合到相应的共时性断面上，因此被消解掉本身生成、发展、繁盛乃至衰歇或变异的完整形态，那样对本书的旨趣、意向就显得不太适合了。所以，我们才另从纵深线形的审察观览角度，取用了历时性条向的结构范式和叙述方法；换句话说，即是以文体为本位来建构起中国文学史的框架大纲——从对特定文学体裁样式全部生发嬗变过程的描述和相互间的参比映照中，清晰简要地勾绘出那些错杂交织的主流脉络，因以再现其全幅历史图景。由是也确定了本书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史传文学五卷一体的编撰内容。 具体地看，如果用人类整个生命途程去作譬喻的话，那么，中国诗歌则经历过孩童、少年、青年、壮年至暮年的五个不同阶段。先秦孩童时期，民众集体吟唱的《诗经》，与文士首次个体独立创作的《楚辞》作为文化一文学原典，以及两汉的乐府民歌可谓源头，共同哺育着文人诗，使之成为其后勃勃生长的催化剂。魏晋南北朝属于少年形成期，在文学自觉进程的推动之下，走出了苦苦求索的艰辛磨难，中国诗歌终于寻觅到内容与形式的协调发展之路，确立起自己的审美理想与艺术精神，并为通往唐诗的极顶辉煌作出不可或缺的准备。那耀动着永远的生命活力、充满激情和朝气而最为开阔健朗的盛唐气象，则是中国诗歌的青春期，它所陶铸出来的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与李白、杜甫等大诗人。都是后世所永远难以企及，也无法踵继再造的艺术巅峰。 壮年时期表现了中国诗歌的转折和极度成熟。先是中唐因盛极难踪而开始谋寻变通，以求奇尚俗为新创，再发展至有宋一代的多种美学理想追求，最终建构成与“唐音”并称楷模的“宋调”：另外是由于音乐的介入而出现的传统诗歌变体别制的词和曲，因其高度繁荣发达，竟分别成为宋、元文学胜境的象征。已步入暮年时期的明清两代，长久笼罩在对过往的回顾、总结里。它每常徘徊游移于宗唐宗宋之间，但无论怎么花样翻新，也还是未能超越唐宋这两种审美范型。至此，都显示着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热情已消耗殆尽，剩下所唯一能够做的，便只有等待“五四”新文学大潮为之带来的涤荡与重生了。 接下来再谈中国散文的发展道路。遥远的商周时代的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为其肇端，属初步形成期，就业已约略镌刻了先民们最早的情感波澜与心灵渴求。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是哲理散文的黄金时期，诸子勃兴，涌现出主张各异的众多思想流派，却也造就着缤纷灿丽的不同风格面貌，遂一并凝结成为中国的文化一文学原典，垂范百代。秦至西汉，是中国散文诸体渐趋完备的成熟时期，气势恢弘昂扬、词句华艳夸饰的大赋代表了那一代文学的光辉。另一现象是，从秦及汉魏，于逐渐苏醒而趋强化的自觉意识的推动下，形成了刻意讲求对偶、用典、音调、辞藻而兼纳对称和谐之美和诗歌韵律的骈文：殆到六朝，骈文已独霸文坛，充分体现出那个时代的文章纯美价值取向与艺术风尚。 中唐和北宋中期是中国散文的鼎盛阶段。它以“八大家”为标志，其间韩愈、柳宗元所领导的古文运动以复古为革新在先，鼓吹彻底颠覆骈文，恢复先秦散文明白畅达的传统，振兴儒道；欧阳修、苏轼等则承继光扬于后，更具社会优势也取得更广泛的成就，从此散行文字的“古文”便确定了它再未被动摇的主流地位。明清两代的中国散文仍在变创中继续前行。晚明的“童心”、“真趣”说促发了形式自由、手法多样的小品文风行，它确也最适宜性灵意趣的表露和自我个性的张扬；进入清代后期，近代传媒报章的发达，冲决开士大夫“雅”的观念，使古典散文语言转向大众化、通俗化，终结了两千余年的言文分离状况。时势使然，随后便该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登场独胜了。 说起中国戏曲，历经干余年的孕育，产生过许多包含戏曲因素的艺术样式，至元杂剧始骤然耸作顶峰，形成高度繁盛的局面。而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戏曲文学，就严格意义上，只是为戏曲演出所创作的剧本样式，其出现已经是元杂剧形成后的事情了。所以，在时间上比作为综合艺术表演形式的戏曲要晚许多，而且也仅仅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构组部分。至于另外结构部分的诗歌、散文、小说等文体的产生当然也远远早于戏曲文学，但是，戏曲文学却兼纳并取了它们的精华与诸多优长，故其开端便是一个新的文学高峰的展露，同时昭示着俗文学大发展且成长为文学主流的新时代的到来。 元杂剧因以北方音乐曲调歌唱而称名“北曲”，是多民族文化交融互动的产品。当它盛行之际，原生江南本土的用南方音乐曲调演唱的“南戏”也已成熟，元亡后更是蔚然勃兴，后来即演化为“传奇”。明清两代便是戏曲文学的传奇兴盛时期，面貌已与元代迥然各异了。如果说，中国戏曲文学在元代还只是下层失意文士、书会才人们的创作专利，那么，明清的士大夫文人阶层亦有意于此，甚至不少的皇亲贵戚、达官显宦乃及地方官员都多所染指。于是，戏曲由市井民间升堂入室，跻身庙堂艺术行列里：而戏曲文学也呈现出名家名作不同风格、流派的纷彩竞艳、众美汇集的盛况，并归纳出多种理论。总之，中国戏曲文学凭借它非常宏阔多元的视野，表现了十分广泛的题材内容。既有直面现实人生的反映，也有借古讽今的历史故事：又诸如英雄侠义、清官断案、爱情婚姻、伦理道德、世情风俗、神魔鬼怪等，不烦枚举。 关于中国小说，外在形式上就有文言与白话通俗、短篇与长篇之分，包括了神话、寓言、逸事、志怪、传奇、话本、章回等各种类别，可谓繁复纷杂，而且源远流长，经过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三千余个春秋的洗礼，才逐步走向成熟，造就成那一派辉煌。先秦两汉的漫长时期，只是孕育、萌生并明确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基本内涵。到了魏晋南北朝，才开始显现出其日益清晰的面貌和特色，初具规模，即含有“志怪”、“志人”二类的笔记小说。唐宋两代是重要的形成、演变时期。一是文言小说中“传奇”的勃兴，唐传奇代表着中国小说的独立文学品格的完成与自身的高度成熟。二是出现在唐说经、俗讲基础上的白话小说，从此两大系统如春兰秋菊，各具不同的风貌情味，分流并驰。宋代白话小说更加通俗化、市民化，而以“话本”为最胜。 明和清代前期进入到中国小说的高潮极盛时期。明代白话小说的长篇章回与短篇皆堪称空前繁荣，前者的标志是作为“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体现着历史、英雄传奇、神魔、世俗人情等题材类型的小说所可能臻达的最高境界；后者则有“拟话本”的“三言”和“二拍”，显示了这方面的最好成绩。清代前期又是双峰屹立，《红楼梦》突起，高耸出白话小说再也无法超越的极巅，然后便逐渐走向衰落；《聊斋志异》自属文言小说继唐传奇以来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次高潮，或许还更加灿烂多彩。其他再如《儒林外史》，它以众多相对独立的短篇故事连缀而成长篇的特殊结构形式出现，意味着讽刺小说的正式成形。清中期再至晚近，尽管数量繁多、流派纷呈，诸如狭邪、杂家、谴责等品类也间出杰作，然而，都不能解救中国小说日过中天之后业已无可挽转的倾颓走势，这情景恰似黄昏时节犹存的那抹晚霞斜晖，只供聊慰长夜的寂寥落寞而已。 最后言及史传文学。实际上，无论是采用前面诗歌、散文、戏曲文学、小说的传统四分法，抑或按照抒情文学、叙事文学、戏剧文学的三分法，它都不能算做一种同等级的真正独立文体。若以宏通发展的目光去看，史传文学以历史为内涵，表现为文学的形式，是实虚交会，或者说兼纳文史两端于一身，并由文学和历史两方面互融衍生出来的准文体。这样一个跨界的边缘性质文体，竟又同时具载散文与小说的因素特征，而且它只经历了从先秦到魏晋的生长、演进过程，生命轨迹既古老也相对短促。但史传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远久长，虽然作为准文体的外在形式已经消歇了，但其内在艺术精神却始终活跃、融汇于后世文学的多个体裁样式之中，另有一部分质素则分流到史学里。要之，在从杂文学到纯文学的发展嬗变道路上，史传文学因其文体的特殊性，凸显出由混沌的不自觉而渐至自觉意识苏醒张扬的转化过程，这标本意义是为别种文体所不能取代的。 现在我们将回到史传文学本题上来。商周时期出现的《尚书》记言、《春秋》记事是为其最初萌芽，文学色彩还相当淡薄幼稚。但随之进入了战国的空前繁荣和第一次高潮时期，这以《左传》、《战国策》的面世为标志。史官们虽坚守历史真实，却也不乏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故而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注意故事的情节渲染与细节描写：于刻画历史人物时，突出其音容举止等个性化特征。总的说来，史传文学在强调录实求真的原则和现实主义的史学品格的同时，再引入想象、细小处虚构等文学手法，力求生动形象，使理性认知与感性激发并重兼具。史传文学作为经典，一直被后人所借鉴继承。 汉代是史传文学的最后一个辉煌发达时期，主要是产生了高耸极顶的绝唱之作《史记》。它于结构体式上锐意创新，突破先秦史传以事件叙述为中心的编年体格局，而改变为以人物为中心去叙述历史事件。以成熟的纪传体通史形式开辟了新纪元，并且达到高度典型的文学性和历史科学的有机完美统一。其次则是纪传体断代史、“包举一代”的《汉书》，但它已开始显露着消解弱化文学色彩而朝历史学靠拢认同的倾向，而且之后的列朝正史皆沿袭《汉书》的体制。魏晋或可视做史传文学的终结期，尽管还间有杰作面世，然文学与史学分割剥离的趋势渐强愈炽，乃至终成为定局共识，结果是文学走向独立，史学也返原回归，两者歧途而各行其道。从严格意义上说，自此后便不复存在真正的史传文学了。只不过其余波犹未消歇，如杂传散传文学随之继兴，皆沽溉浸润着史传文学的艺术传统和美学理想，至于在散文、戏曲文学、小说诸文体的成长演进过程中，更一直起伏流贯着它的形影精神。 通过前面的述论，我们基本上沿循时间的脉络，以纵向俯瞰的角度极简约地描画出了中国文学巍峨大厦的结构图卷与整体轮廓，并特别提示了那些最重要的梁架节柱——而这恰正是它辉煌光彩形象的支撑和根本。其实，放大些来看，本书又何尝不如此？换个说法，因为主流的腾涌喧荡，才导引注定了中国文学长河的指向走势和壮观景况。另一方面，相关的梁架节柱或主流，也时时给人开启一扇扇窗口与新视点。从这里可以饱览各样艳丽缤纷的美好风光，触发起您继续详细了解、深入探索的兴味。那么，我们也许就会不再因为这幅素描图卷的粗枝大叶、浅尝辄止而感觉遗憾抱歉了。
【作者简介】
乔力，山东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二十四诗品探微》等多种，在国家级及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论文百篇，个人著述约300万字，主编《文学与文化》兰大世纪工程等多套丛书3000余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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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的涨跌、K线图的起伏每天占据着你的生活，让你焦虑不安，忧心忡忡吗？变幻莫测的投资市场往往让你焦虑不安，忧心忡忡，完全被卷入这场游戏中，无法自拔。怎样才能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让你既能从市场上获利，又可以过上充实的生活？每个人都想找到这个创造财富和享受财富的最佳方法，本书会告诉你这些问题的答案。 现在就开始学习规避风险的秘诀，在赚钱的同时，回归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吧！
如何在获利的同时保护你的资产免受重大损失？如何在天花乱坠的市场宣传中获取你需要的信息？如何计划你的未来？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富有？作者以多年的自身经验，教你通过建构对冲投资组合，巧妙地规避风险、锁住利润。它不仅适用于牛市，也适用于熊市。相信这一投资策略能助你在投资过程中获得心灵的平和与自由，从投资游戏中抽身而出，享受真正有意义的人生。
【 前言：】
一直以来，我的职业生涯都一帆风顺。我周游世界各国，有幸见到了一些在投资和其他领域里最杰出的大人物。与这些智慧的头脑一起工作以及聆听他们的教诲帮助我发展和成长。偶尔，我也会对这种生活心生感慨，觉得自己留给家人的时间太少，觉得自己的生活节奏太快，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就已经跨越了好几座城市。幸运的是，我的孩子们——或者他们的音乐会、球赛和假期——提醒了我，什么才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 因此，我非常高兴地向您推荐这本由加里·马克斯写的《决定你一生的投资哲学》。我希望向你们推荐一系列书籍，我认为，它们的作者应该可以向你们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而这是我向你们推荐的第一本书，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投资视角，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投资者的投资方式是错误的，为什么到头来他们的财务状况依然没有保障且不稳定。 加里是一名职业理财经理。他为别人管理资产，尤其是特别富有的个人。但他并未因此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周旋于客户或基金经理之中。事实上，他几乎不出门。加里喜欢待在家里——毛伊岛，和他的妻子以及三个孩子在一起。嘿，如果我也住在毛伊岛，我也不敢肯定我是否会愿意离开它！其实，几年前，当加里决定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时，他一直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像上紧发条的闹钟一样一刻不停地忙于他的投资事业。他为自己也为客户赚了许多钱，但是，他却并未觉得特别开心。在妻子的大力支持下，他举家搬迁到风景宜人的夏威夷群岛。 关于加里的故事很多。他还拥有另外一个职业——摇滚乐与爵士音乐家。他曾花多年时间在各地巡回演出。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现在，他一共发行了10张唱片。他从事钢琴教育，也曾出版过有关钢琴演奏技巧的书籍。在《决定你一生的投资哲学》一书中，加里描述了自己的个人生活，以及为什么他认为自己在音乐方面的创作才能有助于自己的投资决策的原因。同时，他还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向客户提供一些他们根本听不进去的建议的原因。通常情况下，投资者希望理财顾问明确告知他们能多挣多少钱，但加里不会这么做，因为他认为，投资与风险、与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盘根错节的内在联系。他宁愿让他的客户把钱存起来购买既安全又低风险的汽车，也不愿让客户尝试高风险的大满贯。为什么？因为市场变幻莫测，因为他曾见到许多人因此丢了事业、赔了豪宅，有时甚至赔进了他们的健康和家庭。面对和赌徒们犯同样错误的客户，他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样的客户总是认为自己有能力打败交易所，认为自己比其他投资者，甚至交易另一方的专业人士更聪明。不幸的是，赌博与投资有相通之处，这也是为什么加里的独特观点值得我们关注的原因所在。 与财经记者、投资顾问、共同基金、经纪人和对冲基金打交道是我每天的日常工作。加里曾质疑过许多类似的个人和专业机构。对于能够麻痹客户的承诺、预测和所谓的保证，他却总保持怀疑的态度，因为这类的承诺、预测和保证常引诱客户做出有违于各自实际情况的决定。他提醒读者应该质疑自己听到的一切。生活没有保证，即使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成为最精明的专业投资人士也称不上完美。当然，你肯定希望与自己信任的专业理财人士合作，你相信他必然以你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不论你的投资金额为10万美元或1 000万美元。但是，你必须一直保持怀疑的态度，并对他们的动机做深入的调查研究。 《决定你一生的投资哲学》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它重点阐述了如何投资、投资什么以及如何获得低风险利润等问题，是对加里辛苦积累的投资知识的全面总结。但与此同时，这本书也告诉我们，我们不但可以决定花多少时间去投资及担心自己的财产，我们也可以自己决定定居何处、工作多长时间、做什么工作及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关心的所有事情都可以由我们自己决定。这是本书传达出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积累财富的想法并没有错，然而，你的投资策略不应只关注于挣钱本身，而应关注于金钱可以改变的人生。 约翰·莫尔丁 千禧波投资公司总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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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是现代文学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他倡导人性和英美民主制度，却被指责为逃避现实和保守反动。在本集子里，选编者解释了梁实秋之谜，并在每篇短小的注解里，力求反映出梁实秋的生存状态。 本书第一辑“雅舍小品”，所选作品是梁实秋的四个以小品命名的集子，第二辑“雅舍杂文”，选自《秋室杂文》、《西雅图杂记》、《梁实秋札记》、《雅舍杂文》、《雅舍谈吃》、《雅舍散文》及其二集，以及报刊上的散文。第三辑“雅舍忆旧”基本上构成了梁实秋简略的自传。
梁实秋是现代文学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是散文大家，也是翻译家和学者。但是，多年来，他一直被误解和误读，那是由于鲁迅和毛泽东都骂过他，使他在新中国的文化及文学界被长久忽略，甚至被妖魔化。他倡导人性和英美民主制度，却被指责为逃避现实和保守反动。在本集子里，选编者解释了梁实秋之谜，并在每篇短小的注解里，力求反映出梁实秋的生存状态。梁实秋最为世人珍视的，是一批打上“雅舍”标签的小品和杂文，那是他经历世界观转变，和毁誉参半打击后，对人生的一种超脱体验。他追求恬淡宁静，充满闲情逸致，襟怀清雅，有中国古代名士的遗风。正因为他的写作不圆于现实，着根于人性，所以能超越时代和地域，历久常青。
【 前言：】
一、梁实秋之谜 在英美派文人中，1949年之后最知名的便是胡适与梁实秋。他们的知名，倒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而是因为他们被一批再批。当年，徐志摩的文名绝对在梁实秋之上，一则因为徐志摩是诗人而更为青年所知，二则因为徐志摩风流倜傥，花边新闻不断，加上他“想飞”而死，一时间报端充斥着志摩的名字。1949年之后，徐志摩渐渐被人淡忘了，而梁实秋却仍然不断被人提及。其原因，则在于他曾被两个著名人物所批判：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通过这两个“伟大人物”的批判，人们得知，梁实秋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教授，连中学生也会通过鲁迅的《文学与出汗》等课文知道这一点。 围绕在梁实秋周围的是一堵很坚硬的墙，人们很难看见他的真面目。梁实秋宣扬的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吗？如果宣扬的是资产阶级人性论，为什么他又批判卢梭，反对浪漫主义？稍加分析，人们就会发现梁实秋宣扬的并非资产阶级的自然人性论与平等博爱，这与他受那位新人文主义的美国教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影响有关。白璧德反对科学主义与民主平等观念，反对自卢梭之后兴起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他认为科学主义与浪漫主义是现代文明的两个车轮，前一个车轮碾死了上帝，后一个车轮在鼓动人的情欲的发泄，结果就是整个文明的崩溃与解体。在基督教没落的时候，白璧德试图回归希腊的古典主义，以理性来节制人的情欲以挽救文明。白璧德的西方弟子T.S·艾略特等人对这一学说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而他的东方弟子如吴宓、梁实秋等人，一回国便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分子”。梁实秋以孔子的伦理理性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理性进行推崇性的认同，又遵从白璧德的教示，将道家与浪漫的混乱加以批判性的认同，从而以古典的与浪漫的为尺度，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这与一般现代中国文人的观念差异甚大，所以梁实秋几乎总是以反对派的姿态出现：他还没有归国，就以《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横扫五四文学而与新文坛对峙，不久又因反对“革命文学”而与鲁迅发生了激烈的论战，抗战之后又被说成是文学“与抗战无关论”的倡导者…… 梁实秋的复杂性在于，他在古典理性的头脑之外，还有一腔浪漫的古道热肠。清华时期，梁实秋与好友闻一多都是带有几分唯美色彩的浪漫主义者，与创造社打得火热并且与创造社诸人经常通信，仅仅在创造社刊物上发表的，就有他与郭沫若、成仿吾的通信，而且从通信中的交谈来看俨然都是自家人。梁实秋出国之时，郭沫若抱着孩子，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骨干一起，都去送行，直到梁实秋上船之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哈佛的白璧德促成了他从浪漫向古典的转折，但是在胡适等英美派新文学家的影响下，在新文学由“浪漫的混乱”转向“革命文学”的语境中，他对古典主义文学主张进行了相当的调整，人性论中的情感因素在逐渐增多，与刚刚回国时以理性界定人性已是极为不同。尤其是他72岁丧偶不久，火热地爱上电影女星韩菁清，唱响了一曲浪漫的黄昏恋歌。他那些含泪写给韩菁清的情书，仿佛是出自郭沫若或郁达夫笔下，他“古典头脑”的围墙彻底被“浪漫心肠”的洪水冲垮了。 二、被文学史遗忘的散文家 梁实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中国大陆人所知，是作为“反动批评家”的面目出现的。虽然他的《雅舍小品》是在抗战后期开始写作的，到1947年已经写完，并且也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但是这些“与抗战无关”、“与内战亦无关”的小品，完全淹没在抗战与内战的隆隆炮火中，在中国大陆文坛几乎没有任何反响，甚至左翼文人都不屑于用这些小品去印证他的“与抗战无关论”。所以在中国大陆，梁实秋的散文家形象一直没有树立起来。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梁实秋的作品在大陆解冻后，人们对从台湾走回家的这位老熟人，突然不认识了：在晚年他不但导演了一场像五四新青年那样的火热恋情，而且还变成了一位著名的散文大师。《雅舍小品》于1949年11月在台北正中书局出版后，一版再版，据他的学生余光中的说法，到1975年，已经达到了32版，至今中文版已经超过了50版，创造了散文出版的神话。而且继《雅舍小品》之后，梁实秋一发而不可收，又出版了《雅舍小品》的续集、三集、四集，加之《雅舍杂文》、《雅舍散文》、《秋室杂忆》、《实秋杂文》、《雅舍谈吃》等散文集的出版，梁实秋俨然是现代中国散文独具风格的一代宗师。 如果说在中国大陆的岁月，梁实秋主要是以文学批评家乃至政治评论家的面目出现的，那么，在台湾，梁实秋则主要是以散文、小品的作家姿态现身的。梁实秋在台湾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莎士比亚翻译者和研究专家，在做好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之外，茶余饭后写一些带有人生智慧的散文小品，基本上不参与政治，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他们很少知道梁实秋曾经陷入现代中国文学论争的漩涡而成为一个焦点性的人物，更不知道梁实秋曾经热心政治并在《自由评论》与《世纪评论》上发表了许多指点江山的文章。于是，当梁实秋趟过海峡回归故里之后，人们必须以新的文化姿态去迎接他。 当然，不能说《雅舍小品》之后的散文创作与他三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活动一点联系也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梁实秋英美式的民主自由言论既为共产党讨厌又为蒋介石反感时，《雅舍小品》倒是他逃避这种世俗纷争的审美乐园。从创作小品散文之后，与文人论争的文学批评，与政治当局论争的政治评论，就很少在梁实秋笔下出现了。另一方面，梁实秋的性格是很倔强的，从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时的一些艺术主张，到编辑《中央日报》副刊时所受到的“与抗战无关论”的批评而生的触动，都可以在他的《雅舍小品》中找到影子，甚至可以说，《雅舍小品》是梁实秋用文艺创作的方法，对此前对于他的所有批评进行的一种回应，当然同时也是梁实秋性情的流露。 梁实秋在文学批评中试图将情感与想象力纳入理性的约束之中，不导向“浪漫的混乱”。而“雅舍小品”的写法就是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它往往是以人生的一个大题目如男人、女人、孩子、中年，或人生的伦理道德行为如谦让、握手、第六伦、送行，或人类的分工如诗人、医生以及人生的一些其他行为作为标题，然后就此题目展开论述，只是并非逻辑严密的理论论述，而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以及对这个题目的爱憎，展开想象的翅膀，从而使这种文体介于纯美的艺术品与逻辑论证的论文之间的一个地带，使他的小品散文在给人审美的享受中具有相当的哲理内涵。 非但如此，梁实秋的小品散文在很大意义上是对强调文学阶级性与时代性的一种反动。他以短小的篇幅去写“永久不变的人性”，譬如《女人》、《男人》等文，写的就是一种“永久不变的人性”。梁实秋在这些小品中，没有说他写的是哪个阶级的女人或男人，也没有说写的是哪个时代的女人或男人，毋宁说，他努力的方向，是想从无论哪个阶级、哪个时代的女人或男人中发现一种共同性，也就是“永久不变的人性”。如果说《女人》和《男人》写的是以“女人性”和“男人性”为特征的性别属性，那么，《病》、《客》、《中年》等篇则仿佛更是要写出“永久不变的人性”。因为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都会有客人，都会有人到中年的感受。这种小品散文不但与阶级性无关，也“与抗战无关”(时代性)。从“雅舍”看出去，但见“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时，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于是在雅舍所写，从女人、男人到孩子，从音乐、下棋、写字到画展，从谦让、握手到讲价，都是从一个角度观察人生的智慧闪光，不但与抗战无关，而且与当下的时事亦无关。那种将艺术看成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的理论，在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面前肯定要碰壁，因为在梁实秋的这些小品中人们几乎很难发现时代脉搏的跳动。这就像中国宋元时代的山水画，社会的动乱，外敌的入侵，在画面上找不到丝毫的痕迹。如果欣赏者在这种绘画中凝神，自己也会忘却社会的离乱与外敌的入侵，而进入一种空灵妙悟的艺术境界。 梁实秋的小品散文在现代中国散文中确实是别具一格的。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散文往往是个人情感的一个片段，文学研究会朱自清、冰心等人的散文则是记叙一段事迹或景物，虽然前者也与记叙结合，后者在事迹或景物的描写中也积淀着情感，但是都缺乏深刻的理性内容，而且他们的记叙与抒情往往是一时一地的，没有想到将这一时一地的艺术表现与永久的人性结合起来。梁实秋与鲁迅虽然是冤家对头，但是要在现代中国散文中寻找与《雅舍小品》相近的文章，那么当推鲁迅的杂文——就是在一个题目下，以议论为经，以情感的抒发与艺术的想象为纬，将理性内容与情感想象融为一炉的文章。不过，鲁迅杂文侧重的是国民性的揭露，所以他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因为中国文化塑造的国民性格与心态，与他要学习的西方文化塑造的国民性格与心态是不同的。梁实秋要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显然就不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梁实秋的小品很少强调中国国民不同于西方国民的特性，偶尔涉及到也是几笔带过。梁实秋更重视的，是从中西文化中所共同显示出来的人性，所以他的小品能够围绕着一个题目，东拉西扯，以不同文化中的名人名言与事例，来表明这种人性具有穿透空间的共通性。因此，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惟一与《雅舍小品》在取材范围与表现方式上相近的，大概是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二者思考的都是共同的人性，而且行文中都使用了反语、讽刺等技巧，使文章显得幽默。不过，钱钟书更重视人生的悲苦，而梁实秋则是人生的甜酸苦辣都要；钱钟书的几篇散文有的地方议论明显，艺术表现不如他的小说得心应手，而梁实秋的小品几乎就是他生命的流溢，其中的议论也被其智慧之光给掩遮了。 三、选集的选择标准与体例说明 选集以艺术标准第一的原则加以精选。在这一点上，我们赞同形式主义与新批评的观点，就是艺术的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那些标榜思想很好只是艺术粗糙的作品，回头细看，其内容往往也是很肤浅的。在这一原则之下，我们又顾及到作品的代表性，所选作品几乎遍及梁实秋所有的小品、散文、杂文集。我们以为，好的选本既要把一个作家最精华的作品选出来，所选篇章又能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使时间少的读者通过选本就能够领略到全本的所有风采。而这，正是我们这个选本努力的目标。 在体例编排上，第一辑“雅舍小品”，所选作品是梁实秋的四个以小品命名的集子，第二辑“雅舍杂文”，选自《秋室杂文》、《西雅图杂记》、《梁实秋札记》、《雅舍杂文》、《雅舍谈吃》、《雅舍散文》及其二集，以及报刊上的散文，既要顾及文章文体，又兼顾发表的时间性。只有第三辑“雅舍忆旧”没有考虑文章发表的时间性，因为这一辑基本上构成了梁实秋简略的自传，所以我们以为以文章内容的先后进行排列，更为恰当。其中梁实秋专门追忆闻一多与徐志摩的单行本因篇幅太长，没有选人。追悼亡妻的《槐园梦忆》虽然比较长，但这是现代汉语中追忆亡妻最好的散文，其中也涉及到别的人与事件，所以就破例选人。 高旭东、宋庆宝 2007年五一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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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对国内外汽车俱乐部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汽车俱乐部的经营管理模式，构建了汽车俱乐部管理、运营及发展的框架体系，对富有实战意义的汽车俱乐部“一个中心，两个网络”的模式进行了解构。本书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有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且包含了大量的实际案例，尤其适合汽车俱乐部行业相关培训使用。
本书作者在对国内外汽车俱乐部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汽车俱乐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汽车俱乐部的经营管理模型，构建了“一个中心，两个网络”的汽车俱乐部管理、运营及发展的框架体系，对其经营模式进行了解释。本书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有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且包含了大量的实际案例，尤其适合作为汽车俱乐部行业的相关培训用书，还可供汽车俱乐部的从业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准备投资建立汽车俱乐部的人士、有志于从事汽车俱乐部职业的学生及其他行业的俱乐部的管理、经营者阅读参考。
【 前言：】
目前从汽车流通行业整体情况看，在已有的两万余家汽车4S店中多数都实现了客户俱乐部制，并且是独立运作，各具特色。 为了使汽车俱乐部健康有序地发展，商务部于2006年7月下达了制订《汽车俱乐部经营管理规范》行业标准的通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俱乐部分会正在负责组织起草制订工作。 景东同志的《汽车俱乐部的成长》一书正可谓恰逢其时，在广泛考察、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本书对汽车俱乐部中的管理、运营以及发展进行了大胆的探索，确立了汽车俱乐部管理、运营和发展的基本框架，并收集了丰富的案例，增加了本书的参考价值。 作为国内第一本专业著作，我们希望它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更期待他能够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地深入下去，写出更有价值的作品。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 汽车俱乐部专业委员会会长 陈东升
【作者简介】
198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执教于北京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系统研究、讲授管理学、市场学、行为学等课程；后供职于中国科招高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首都创业集团、广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四通投资有限公司等单位，历任投资经理、项目董事、投资项目副总经理、总经理及支行副行长。 近两年，参加了中联车盟全国汽车救援网络的建设和开发，其间，深入考察了国内外汽车俱乐部的运营与管理，结合以往经验，形成了对汽车后市场服务整合的独特见解，提出了汽车俱乐部管理、运营与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 目前，正在从事全国汽车金融保险行业的研究和全国汽车租赁网络开发和建设，同时进行了相关项目的顾问、咨询、诊断及培训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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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中国高端访问》之《15位传奇女性的家事与心史》。 读者通过阅读有关高端人物的访谈可以看到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看到当代社会波澜壮阔的风云际会，看到今日中国的发展行踪； 读者可以了解许多曾经影响并且有的还在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学术和思想，了解其形成与发展的若干脉络，以及这些人物为何而奋斗的人生理想与信念； 读者可以更深切懂得人生是可以多么地绚丽多彩，成功的道路是可以多么地与众不同，生活的滋味是可以多么地因人而异； 读者可以采撷到智慧之果，滋补自己的人生、思想和事业。书中不同的人物生活及其反映出来的处世哲学，会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启示。
王新兰“跑”在长征路上的传奇和浪泻的“红色恋歌”、粟裕大将的夫人楚青当年“隐姓埋名”的实情、张文与洪学智简单的“终身大事”与一言难尽的硝烟岁月……历史的重重迷雾，您想知道却并不事正切实知道的另一种真实情形，在记者伉俪余玮和吴志菲的一问一答中斩渐明朗…… 全书情节感人，叙事生动，文笔流畅，可读性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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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条绵延的河流。对任何一代人来说，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循本才能开弘。身处当今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批德高为师、学高为范的优秀学者。本书记叙了10位首届北京大学“蔡元培奖”得主——季羨林、侯仁之、袁行霈、厉以宁、林毅夫、徐光宪、王夔、韩济生、曲绵域、王阳元，生动而翔实地记叙了他们的生平、学术经历及学术成就，展现了北大教师的风采。
“蔡元培奖”是北京大学给予本校教师的最高荣誉。书中记叙的10位主人公是首届北京大学“蔡元培奖”得主——季羨林、侯仁之、袁行霈、厉以宁、林毅夫、徐光宪、王夔、韩济生、曲绵域、王阳元。文章生动而翔实地记叙了他们的生平、学术经历及学术成就，展现了北大教师的风采。
【 前言：】
凡学必先有师。大学者，乃有大师之谓也。 110年来，北京大学大师云集。一代又一代北大学人，以渊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在中国大地上传播文明的种子；以坚毅的、顽强的、几乎是前仆后继的精神，努力推动中国向前发展，形成了群星璀璨的人文景观。 因为这些大师的存在，北京大学才能够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才得以打动和吸引无数青年学子，成为全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历史是一条绵延的河流。对任何一代人来说，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循本才能开弘。身处当今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批德高为师、学高为范的优秀学者，需要他们提供智慧的源头活水、确立价值的不易规则，从而使人类文明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北京大学曾经孕育了一大批这样的优秀学者，北京大学今天仍然需要不断地培养这样的优秀学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北京大学设置了全校教师的最高荣誉——蔡元培奖，以褒扬真正兼具学识和人格魅力的大师，激励广大教师以获奖者为榜样，努力探求高深之学问，培养高尚之人格。 本书收录的10位学者，均为首届蔡元培奖获奖者，是当代北京大学优秀教师群体的杰出代表。他们之所以能获此殊荣，不是因为一时一事的成就和影响，不是因为符合了某种特定的潮流和风尚。恰恰相反，他们是在用一生去追寻自己心中一种崇高的情怀。从少年到白发，从求学到为师，他们一步一步地创造、一点一滴地积累，无论何时不改初衷，不变信念，方才成就了今天世所敬仰的道德文章。 当季羡林在烽烟万里的异乡寒窗苦读时，他日夜思念的是我们的祖国，当他在“文革”的动荡年代受尽屈辱时，他发奋要在艰难的环境下为祖国未来的文化繁荣做一点了不起的贡献，当他终于盼来学术的春天时，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但他仍然以百倍的精神毅力，完成了许多学者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大量工作成果。 侯仁之也是这样。徐光宪、曲绵域、王夔、韩济生、厉以宁、王阳元、袁行霈、林毅夫，每一位人师的人生都是一段值得我们用心品味、向往的精神历程。 让我们以10位大师为榜样，怀爱国之心，存民族大义，树远大理想，养浩然正气，师生共济，教学相长，创业维艰，奋斗以成，努力承担和实现我们对国家和社会应尽的责任，也为北京大学的发展不断谱写新的辉煌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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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殚精竭虑砺炼十年而成的一部母亲教育专著。作者从母亲的角度对人类社会的一些核质问题进行了严肃而深入地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关乎整个人类命运的重大命题。其研究体系化、前瞻性、深刻内蕴以及对世纪更迭人类文化的建设上，都会使本书在百年人文浪潮中具有卓越的启蒙地位。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需要净心倾听地独特声音。而本书详尽的范例，细腻真情的说理，无不将读者领进一个崭新的母性境界。
每一个母亲都应浚阅读这本书，这是孩子对你的要求！ 为什么寡母的孩子特别容易成大才？为什么双胞胎的孩子成才率特别低？为什么妻生的孩子比妾生的要优秀得多？为什么并不出色的父祖突然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后代？为什么先天后天俱佳的神童成大才者寡？为什么先天不足的早产儿、小样儿能够后来居上成就大业……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阅读这本书，这是民族对你的要求！ 为什么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会有百家争鸣的人才鼎盛？为什么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会像夏雨后的蘑菇涌现出了一大批世界级的艺术巨匠？为什么曾经作为殖民地的美国能一跃而起称雄世界？为什么人口数只同我国上海的犹太人其天才却多如繁星？为什么仅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省份的韩国就连体育也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 每一个关心人类命运的人都应该阅读这本书，这是未来对你的要求！ 为什么说人类社会最大的剥削是对母亲劳动的剥削？为什么说母亲要像服兵役一样服三年母役？为什么说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是女性成才的一种特殊形式？为什么说母亲的工作应该是带薪的工作？为什么说母亲的劳动决不亚于英雄的创造？为什么说妇联组织应该是一个民族未来的“总统府”……
【 前言：】
1925年初，陶行知先生为陈鹤琴先生的《家庭教育》写下了《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的书评，后来陈著《家庭教育》再版时，陶文便作为序言而更为人知。70年后的今天，我竟用“愿天下人共读之”作为自己的序文，改陶先生文中的“天下父母”为“天下人”，此改决非是借陶、陈二先生之名以私自己的货色，更决非是自己狂妄自大要与二先生一争“天下”，而实在是这半个多世纪家庭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发展使然，也就是说，在今天“天下父母共读之”已经远远不够了！ 我之所以说其不够，是因为做了父母再读，读了以后再在孩子身上实施，其间的过程无论长短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损失。这类教育孩子的书不应该做了父母之后才去读，而应该没做父母时就读，而应该读通读懂之后才去做父母。正如领驾照之前就应该读了交通规则，而不是把车开上了高速公路之后再去读，更不是出了交通事故之后才去读。这是改“天下父母”为“天下人”的第一层意思，也就是说，为父为母的意识应该大大提前，提前到结婚，提前到恋爱，甚至完全应该提前到青春期开始的中学阶段，这样婚前与婚后便互为一体了。 无论是陶先生还是陈先生，他们那时所指的“家庭教育”都不过是婴幼儿教育，都不过是早期教育，都不过是学前教育，都不过是儿童教育。一句话，都不过是小孩子的教育。陈先生大著的几乎所有标题都是“小孩子”，如“小孩子怎样学待人接物的”，“我们应当怎样责罚小孩子的”，“怎样可以使小孩子的经验格外充分些”等等。陶先生的宏文也是如此，“父母不会教养，小孩子不晓得要枉哭多少回……估计起来全中国6岁以下的小孩子每年流的眼泪该有两万万斤。如果做父母的肯像陈先生这样细心教导儿童或是采用陈先生的教导方法，我敢说小孩子的眼泪是可以省掉百分之九十九的……” 由于把家庭教育局限在儿童期，乃至幼儿期，很多父母一看都是喂奶、便溺、止哭之类也就不加注意了。实际上家庭教育决不仅仅是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父母对自己幼儿的教育，更是继之以后更为艰巨更为长久的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这种教育无论是对于父母还是对于孩子都是终生的，并且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教育重点与方法，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无不正在进行或正在接受或既在进行又在接受这种教育。这是改“天下父母”为“天下人”的第二层意思，也就是说家庭教育的实施时间应该大大地推后，推后到孩子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乃至更下一代。这样早期与后期便互为一体了。 在陶、陈二先生时，家庭教育还仅仅局限于显教育层次，所谈的教育都是父母注意得到并且可以教给孩子的，对于这样的认识现在显然已经不够了。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不应该仅仅是显教育层次上的，更重要的是要深入到潜教育层次的习育与化育。对于家庭教育，尤其是对于婴幼儿教育，教育更多的不是表现在父母如何“教”上，而是表现在父母如何“做”上，父母如何“做”的身影，对于思维能力薄弱的幼儿来说远比父母“教”的声音的影响要大得多！ 遗憾的是，我们过去的教育学，都是“教”的教育学而不是“做”的教育学，殊不知“做”比“教”还要根本。因此父母不仅要懂得如何“教人”，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做人”，自己正确的“做人”比正确的“教子”更为重要！而正确的“做人”决不是结婚生子之后的事情，同样是他们从小就要学习的事，这是改“天下父母”为“天下人”的第三层意思，也就是说“做父母”同“自己的做人”是紧密相连的，“做父母”不过是面对孩子这面镜子对自己“做人”的一次再检验再校对再完善与再提高。因此绝不应该在做了父母之后才开始修正自己，更不应该在做了父母之后还依然故我不做努力，而应该在做父母之前就已成为“最好的我”了。这样父母的“教子”同自己的“做人”便联系在一起了。 潜教育的揭示，不仅对父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社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的日趋一体化让儿童也随之日趋公育化。对于孩子来说，社会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他们的课堂，任何一个公民都是他们的师长，任何一次事件都是他们的课案，任何一种行为都是对他们的示范，任何一部影视都是对他们的教化，任何一种图书都是对他们的启发……因此必须提高全社会的这种育儿意识、父母意识、教育意识，这是改“天下父母”为“天下入”的第四层意思，也就是说全社会都在对孩子产生影响——不是好的影响就是坏的影响。因此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对孩子们的责任。这样个人的修养与社会的要求又联系在一起了！ 我以为此一词之改，正体现了这几十年里家庭教育观念的进步，即由过去的做了父母之后才开始的补救教育，转变成做父母之前的预期教育；由过去的对孩子出生后一段时间的儿童教育，转变成对孩子整个一生的终生教育；由过去的重孩子重受教育者的“教”的教育，转变成重父母重教育者自身的“做”的教育；由过去的强调一家一户的显教育小教育，转变成强调整个社会参与的潜教育大教育…… 在陶、陈二先生的时候，社会对家庭教育的要求还远不像今日这般迫切；而今天一对父母只有一个孩子，不仅孩子的教育是一次性的，而且父母的教育机会甚至都是一次性的。在陶、陈二先生的时候，仅仅只是孩子在流眼泪，父母尚不需要为孩子流眼泪；而今天不仅孩子更爱流眼泪了，父母甚至比孩子流的眼泪还多。在陶、陈二先生的时候，母亲尚在家专心相夫教子；而今天母亲们都离开家庭走上社会！再说现在社会竞争空前激烈，不仅孩子需要父母的帮助，而且父母更需要社会的帮助…… 我们每一个人都曾为人子为人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为人父为人母，现在就让我们面对这一人生与人类的第一等问题第一等学问既为孩子们也为自己做些什么吧！ 愿天下人共读之，不仅仅是读这本书，甚至就不是读这本书——而是读父亲、母亲这样的大书，而是读做人、做高尚的人这样的大书。因此，不仅愿天下人共读之，更愿天下人共勉之、共行之！
【作者简介】
王东华，男，1963年6月生，安徽省芜湖市人。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发现母亲文库》总编，研究员。其研究当代大学生的教育专著《新大学人》(40万字)，为'93深圳(中国)优秀文稿公开竞价首部成交著作。其致力人类文化启蒙的另一教育专著《发现母亲》(80万字)，1999年一经推出，即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其主编及编著的《我们是这样教育孩子的》《超薄学习》，2001年及2003年分别被选作全国妇联“世纪父母读书活动”和“学习型家庭读书活动”用书。由于其在母亲教育研究及普及方面的突出成绩，2000年被全国妇联授予“助西爱心大使”称号，2001年入选《中国青年》“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位青年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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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收文章、讲话和报告都是托洛茨基在二月革命爆发后直到1918年1月，即十月革命的酝酿、发展、爆发及巩固期间所发表。它们最生动地展现了革命的灵魂、理想、激情和力量，留下了清晰的革命发展的历史轨迹。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十月革命现在进行时，是研究了解十月革命的第一手材料。
本书篇目选自苏联国家出版社于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托洛茨基全集》系列一(《十月的历史酝酿》)中的第三卷第一册《从二月到十月》和第二册《从十月到布列斯特》。删去了布列斯特和谈期间的文章和两册中的附录。 书中所收托洛茨基的讲话和报告并不是原稿(因为托洛茨基不是写好稿子后照本宣科，而是只列提纲)，而是发表在当时各家报纸——主要是《新生活报》和社会革命党以及孟什维克的报纸——上的记者的报道。因此这些讲话都经过了记者报道的折射。原编者保持这些文件的历史原貌，未做任何改动。
【 前言：】
信仰不能取代客观科学研究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哪里来的呢？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时至今日，每逢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央视都要播放专题节目。但对它的颂扬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客观研究和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因此在颂扬了半个多世纪后，国内出现了对十月革命的怀疑和指责之声，也就不足为奇了。刊登在2007年2月《炎黄春秋》上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就公然否定十月革命，说十月革命的炮响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而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十月革命是少数人策划的暴力夺权阴谋。 对历史重大事件有不同看法，本是正常的。何况像十月革命这样改变了人类历史的事件。革命本身就是利益冲突极度尖锐化的产物，更何况是十月革命这样彻底告别传统的统治模式，剥夺所有剥削阶级，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革命。令人遗憾的是该文作者的结论缺乏坚实的史料的支撑，因而不能令人信服。这些观点虽然与此前对十月革命顶礼膜拜大相径庭，原因其实是一个，即对十月革命和列宁的理解都是建立在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也就是说，他们眼中的十月革命和列宁都经过了为斯大林个人独裁而篡改的历史的折射。如该文作者说，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其实这个理论与列宁毫无关系，它是1924年底斯大林伙同布哈林一起炮制的，于1925年正式公布，取代世界革命理论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新正统。他们制定推行这个理论正是在联共(布)党内斗争时期，新理论受到反对派的严厉批评。于是多数派采取他们在党内斗争中的惯用手法，把他们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说成是列宁的理论和主张，其依据就是列宁在其晚年的《论合作社》一文中说的苏联已经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托洛茨基反驳说，具备建设社会主义条件指的是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实行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国有化，在这些条件下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仅有这些条件还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定义，社会主义不仅要消灭阶级，国家也要消亡，还要废除常备军。在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是不能消亡的，常备军也是不能废除的；包围这个社会主义孤岛的帝国主义国家也不会让它独自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布哈林声称苏联将撇开一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托洛茨基辛辣地讽刺说，你可以撇开一切，在一月的严寒中赤身裸体地在莫斯科大街上行走，但天气和民警不会撇开你。 列宁本人同期口授的另一篇文章《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证明了他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是世界革命论者。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精简机构、厉行节约，是为苏联的工业化积累资金，而实现工业化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坚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请注意“坚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这句话，不是“撇开”，而是“坚持到”，也就是说，列宁认为，如果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不发展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能否继续存在下去都没有保障。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列宁始终是世界革命论者。如果列宁认为苏联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条件指的真的是在苏联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人间天堂的话，他显然是不会这么说的。在这篇文章的结束部分，列宁用了几个“坚持下去”：“尽量缩减一切非绝对必要的东西，我们才能坚持下去。而且我们将不是在小农水平上、在这各种方面都很有限的水乎上坚持下去，而是在不断地前进、向着大机器工业前进的水平上坚持下去。”这里的“坚持下去”与上面的“支持到”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坚持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官方一直把斯大林定位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他顶礼膜拜，20世纪20年代他与反对派的斗争被说成是捍卫列宁主义的斗争，他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理所当然地成了列宁主义的学说，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何况又有前几年被吹捧为列宁身后联共(布)领袖中最好地掌握了辩证法的布哈林也是这个理论的共同作者和鼓吹者。即便如此，也不应该侵犯斯大林的著作权，不明不白地把它算到列宁的头上。 十月革命不是暴力革命 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的说法也值得商榷。 对暴力革命的怀疑过去是不存在的。中共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当然不会怀疑暴力革命的合理性。然而现在不同了。东欧易帜、苏联解体后，中国学界开始反思苏共失败的原因，有些人发现，失败的原因就是十月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这样的革命遵循的是马克思早年的思想，而不是他更加成熟的晚年思想。所以，不仅斯大林的专制暴政，而且连中共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都应该归罪于这场暴力革命。 斯大林式的专制暴政源于何处，是个可以探讨的问题，把它归罪于暴力革命，显然是过于简单。更何况十月革命的暴力性质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有人会说，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确实有过民主斗争阶段。列宁回国后曾说过，二月革命后的俄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应该通过耐心的解释赢得多数，从而获得政权。但在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在7月底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明确地放弃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民主斗争的口号，代之以“武装起义”的口号了。这是史实，笔者并不想争辩。但说从此布尔什维克就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是以布朗基式少数人的冒险夺取政权的，则与史实不符。因为在七月事件和十月革命之间，还隔着一场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暴乱。这次暴乱使布尔什维克的夺取政权的斗争再次走上了民主的轨道，并在这个轨道上最终赢得了苏维埃的多数。 也就是说，七月事件没有终止民主斗争的进程，只是把它打断了一个多月。 七月事件也是列宁不是布朗基主义者的证明。七月事件是工人士兵自发地表达对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拒不满足他们对和平和土地的要求的抗议。而且士兵手持武器进行武装示威。布尔什维克领袖认为时机不成熟，对示威群众循循善诱，竭尽全力使游行保持在和平示威的范围内。 临时政府为了给自己6月进攻大溃败找替罪羊，借列宁乘德国安排的铅封车回国一事，诬蔑列宁是德国奸细，七月事件后，更是变本加厉，以叛国罪指控布尔什维克领袖，对他们发出通缉令，捣毁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查封他们的出版物，宣布布尔什维克为反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又回到了沙皇时代的非法政党的状态中。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逃到芬兰，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则被关人监狱。那时，对失去合法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党来说，确实没有进行民主斗争的可能。不仅如此，连二月革命后就一直存在的双重政权的情况也终结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以民主斗争形式赢得的成果，只有诉诸武装斗争，即暴力革命了。 …… 十月革命现在进行时 本书篇目选自苏联国家出版社于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托洛茨基全集》系列一(《十月的历史酝酿》)中的第三卷第一册《从二月到十月》和第二册《从十月到布列斯特》。删去了布列斯特和谈期间的文章和两册中的附录。虽然这两册于1924年由苏联国家出版社出版，但由于联共(布)党内斗争已于1923年开始，托洛茨基是当时的多数派排挤对象，已经被打成派别活动首领，犯有反对列宁主义、破坏党的团结的罪行。这当然会对此书的发行产生影响。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随后被流放，一年后又被驱逐出国。那时，托洛茨基著作就成了禁书。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形成的恐怖气氛中，阅读和传播他的著作会给人带来杀身之祸。这些书在苏联社会上逐渐绝迹。这也影响了国外托洛茨基著作的收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托洛茨基的俄文原著大多是他被驱逐出苏联后在国外出版的，很少有1927年以前在苏联出版的。《托洛茨基全集》更是一本没有。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是国际共运专业图书馆，其中的《托洛茨基全集》都是复印本，不知是原书年代久远，还是复印技术的原因，复印本字迹不清晰，个别卷次甚至模糊难辨。连这家专业图书馆都只能以复印本为满足，足见此书难求。 本书所收文章、讲话和报告都是托洛茨基在二月革命爆发后(当时他还在美国)直到1918年1月，即十月革命的酝酿、发展、爆发及巩固期间所发表。它们最生动地展现了革命的灵魂、理想、激情和力量，留下了清晰的革命发展的历史轨迹。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十月革命现在进行时，是研究了解十月革命的第一手材料。 列宁在十月革命期间的文章讲话在中文第二版中已经全部译出，已经有了十月革命的一条主线。但因为他与托洛茨基的主要活动领域不同，前者主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克服党内高层对革命的抵制，而后者主要在苏维埃，直接面对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对手，直接面对广大群众。因此，他们两人的著作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这场革命。另外，在七月事件后，列宁为逃避临时政府的追捕而东躲西藏，无缘直接参加苏维埃内部进行的斗争，因而他在这段期间的文章的核心是敦促布尔什维克党加速武装起义的筹备和发动，不能及时反映出苏维埃内部的斗争及其力量的消长以及形势的变化。而托洛茨基一直处在斗争的第一线，直接领导着这场斗争，即使在被羁押在十字架监狱中时，他也通过探望他的工人士兵与形势的发展保持密切的联系。而这几个月，正是革命发展最迅速、最关键的时刻，布尔什维克最终战胜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赢得苏维埃的多数，成为全国形势的主人，其实是在此期间。可以说，在这段期间，托洛茨基的活动更准确、更直接地反映了革命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史料价值是独一无二的。 此书中大部分是当时发表的文章、讲话和报告。只有两部分是后来写的。《回忆十月革命》一章中收录的是1918—1921年间托洛茨基所做的对十月革命的回忆，有的回忆是在党史研究委员会组织的活动中进行的。其中既涉及革命的重大问题，也涉及一些细节。另一章是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谈期间利用谈判闲暇为欧洲工人写的介绍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它在原书中是最后一章。该小册子提纲挈领地叙述了整个革命，把书中各部分的具体活动联系起来，并彰显其在整体中的意义，而具体活动又为整体叙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二者相得益彰。此外，小册子对革命进程叙述的独特视角，以及对重大事件的理论历史总结和概括，对读者更好地了解十月革命有所帮助，在李向晨先生的建议下，译者把它放在第一章，作为本书的导读。 书中所收托洛茨基的讲话和报告并不是原稿(因为托洛茨基不是写好稿子后照本宣科，而是只列提纲)，而是发表在当时各家报纸——主要是《新生活报》和社会革命党以及孟什维克的报纸——上的记者的报道。因此这些讲话都经过了记者报道的折射。原编者保持这些文件的历史原貌，未做任何改动。同一个报告或讲话的报道有较大差别时，就将两篇报道一起收入。但在报导明显歪曲了讲话者的观点时，则直接询问本书作者，并将他的答复放在注释中。托洛茨基是难得的口才文笔俱佳的人。这些讲话的报道无法保留他演讲的风采。读者只能通过当时听众的反应来想象。他的讲话不仅赢得支持者的暴风雨般的掌声，而且还令对手折服。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在其《革命札记》中就这样描述托洛茨基9月14日(俄历)在全俄民主会议上的讲话： 这无疑是这位令人惊异的演说家的一篇最杰出的演说，我抑制不住自己心头愿望几乎全文转录了这篇了不起的演说，使我这部著作生色。如果将来我的著作也有读者，那就让读者根据这一页来评判我们时代的演讲艺术及其政治思想吧。他一定会得出结论：在过去的这一个半世纪中人类没有白活，我们的革命英雄已使1789年的著名领袖黯然失色。 有必要提醒一下，苏汉诺夫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朋友，而是它的对手。 托洛茨基演讲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也可以通过效果来进行侧面的了解。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日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 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肯定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能迅速转向苏维埃一方以及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巧妙的工作安排，党首先要感谢托洛茨基同志。 托洛茨基是怎样让卫戍部队迅速转向苏维埃一边的呢？不是幕后交易，也不靠拉拢许诺，靠的还是他的演讲。在直接关系到革命进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的选举中，事先估计布尔什维克所得的选票离半数只差百余票，而且认为这就是胜利。结果是他们得票比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还多了一百多票。托洛茨基在选举前的讲话对选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问他的对手是否把克伦斯基的名字列入他们的名单，对手回答当然列入。托洛茨基接着说： 我们曾确信，克伦斯基不再是苏维埃的成员。但原来我们错了。克伦斯基的影子在奇赫泽和扎瓦杰之间游荡。当建议你们赞成主席团的政治路线时，请记住，就是建议你们赞成克伦斯基的政策。 这几句话使一百多名摇摆不定的人转向了布尔什维克一边。决定了它在苏维埃中的多数。 还需要指出的是，原书的注释工作做得很细致。书中对当时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机构都有详细的注解，对争论问题列举双方的观点，还提供了书中涉及的选举的各方得票数字，大大地增加了此书的史料价值。编者还将各方面对托洛茨基报告和讲话的反应收入注释中，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好地感受当时的气氛，也增加了此书的可读性。 托洛茨基为原书写的长篇序言《十月的教训》因已有中译本(《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版)，两册中的附录因不是托洛茨基所著，未收人中译本中；最后一章《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中有几篇未译，其中两篇是托洛茨基撰写的外交部令，解除怠工官员的职务并剥夺他们享受退休金的权利，尽管与怠工作斗争是巩固新政权的重要举措，但这两份命令中都是人名和头衔，对读者来说未免过于枯燥，因而删除。还有几份任命出于同一考虑，也未翻译。其余各章均全部译出。 马长虹先生为联系此书出版和查找注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表示谢忱。 译者 2007年8月4日
【作者简介】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1879-1940) 原姓勃朗施坦，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战略家。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的领袖，红军的缔造者和统帅，内战胜利的组织者，第三国际的奠基人之一(与列宁一起)。在列宁病重和逝世后，为捍卫列宁主义、党内民主和国际主义，反对斯大林的官僚专制以及他在内政外交上的左右摇摆政策，进行了全面批判和不懈的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作为十月革命的直接领导人、最主要的领袖，托洛茨基在二月革命爆发后直到1918年1月，即革命的酝酿、发展、爆发及巩固期间，做了大量的演讲和报告，鼓舞人民斗志，拨清群众疑惑，指挥士兵行动，反思和总结革命的意义得失。木书篇目选自苏联国家出版社于1920年代出版的《托洛茨基全集》系列，所收文章大部分都是当时发表的文章、讲话和报告，不但是全面细致了解托洛茨基思想脉络、重要活动、演讲风采的唯一中文文献，也是研究了解十月革命进程、细节和影响的第一手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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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小泉云八的名作，以东西方对照的眼光来研究日本和日本文化，尤其是从心理、哲学上解剖了日本人整个的内心生活；从日本人内在的和外表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心理学的和伦理学的各方面，描摹日本的国民特性。本书是一本高水平的、深刻的了解日本国民特性的读物。
【作者简介】
小泉八云（1850－1904），原名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生于希腊，长于英法，19岁时到美国打工，干过酒店侍应生、邮递员、烟囱清扫工等，后成为记者。1890年赴日，1904年去世，共在日本生活14年。与小泉节子结婚后，加入日本籍，改从妻姓。被称为“日本通”。善于截取普通日本人之生活断面进行描写，发表《情死》、《日本人的微笑》、《发生在停车场的故事》等短篇故事。并试图从历史与宗教信仰之“深层”探讨日本文化，撰有绝笔之作《日本——一个解释》。有《小泉八云全集》存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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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一棵树来比喻阅读此书后的感受：如果美国的民族性格和信念是大树上的叶子，那么乔治桑塔亚那在书中向读者描绘的不是叶子的颜色、形状和脉络，而是将笔尖对准了大树的生长环境。桑塔亚那以其出众的才智写出的精彩文字，成为美国人的必读书。
本书主要由“给英国听众所做的演讲稿”构成。第三、四章是在剑桥大学“本地夏季讲演会”上讲演(1918)之修改稿；第五章为在“不列颠学会”及“鲁利塔埃·赫茨演讲会”上之讲演稿(1918)，原题“美国的哲学观”，曾由“不列颠学会”出版。本书曾部分被译成德文(1936)与意大利文(1939)。
【作者简介】
乔治·桑塔亚那(1863—1952)，美国哲学家。生于马德里，1272年入美洲。27岁至50岁，在哈佛大学获得学位，并在那里任教。1912年离开哈佛后迁居英国，写些小诗自娱。60岁前后推出大部头著作《怀疑主义与动物信念》，自称为“一个新哲学系统的引子”。他把这个新哲学系统分为“本质王国”、“物质王国”、“真理王国”、“精神王国”四部分。威尔·杜兰称这个新哲学系统“实在是桑塔亚那思想全部的门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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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那些时尚的音乐(主要讨论歌词)、电影、电视剧、喜剧小品、网络文学、手机短信、流行民谣等等，作为文学/艺术加以探讨，将“文学”、“艺术”看成一个发展、变动、开放的观念。认为香港和台湾催生了内地文化艺术的勃兴，当代流行文学艺术兴起和繁荣，弥补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片面性。认为当代流行文学艺术体现了人的感性层面的消遣娱乐需要，对平衡文化生态，进一步健全人的精神等等，都有着积极的、建构的意义。 本书通俗易懂，还以个案的形式剖析了内地流行文化艺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新颖性。
【作者简介】
邹贤尧，男，1965年生，湖北仙桃人，硕士，副教授。曾在《文学评论》、《鲁迅研究月刊》、《文艺评论》、《江西社会科学》、《戏剧文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若干，在《青年文学》、《长江文艺》、《清明》、《东海》、《当代小说》等刊物上发表小说若干。出版专著《征服时空：鲁迅影响论》（北京新星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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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反思。作者对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做了价值反思，对文学终结的焦虑与思考，失语与转换的价值焦虑以及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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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力图以涵盖面广、系统完整以及资料新颖为主要特点。教材涉及广告摄影和传播的各个层面，并试图将广告摄影与数码技术紧密结合，给学生以较为广泛和全面的相关知识，同时结合中外广告摄影的实例，以生动的图文获得更为有效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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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浅出阐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倡导和谐精神、培育和谐文化的基本阅读文本。 本书是“和谐文化读本”丛书之一，该书介绍和论述了以和为美的审美观，力图以平实通俗的语言，介绍和展示中外文化中和美的丰富思想。全书旁征博引、生动活泼，通俗易懂。适合广大读者阅读。
“和谐文化读本”丛书共五本，包括《以和为美》《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分别介绍和论述以和为美的审美观、以和为贵的处世观、和气生财的财富观、和而不同的世界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每本书都力图以平实通俗的语言，介绍和展示中外文化中和谐、和睦、和美、和平、和顺的丰富思想，在分类归纳的基础上，分别论述其主要内涵及特征，尽可能旁征博引、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编辑出版这套书的最终目的，是要深入浅出地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为在全社会倡导和谐精神、培育和谐文化提供一套可供大众阅读的基本文本。 本书为该系列丛书之一。
【 前言：】
和谐精神是和谐社会的思想根基，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文化源泉。无论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还是人与人的团结和睦、人自身的内在和谐，都离不开和谐精神的熏陶、和谐文化的支撑。可以说，倡导和谐精神，培育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 在我们这个5000多年的泱泱文明古国，有着优秀而深厚的“和合”文化传统。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内涵十分丰富，充满了大智大慧的深刻哲理。比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重视尊重规律、休养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以和为贵，重视家庭和睦、融洽相处；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上，强调协和万邦，重视睦邻友好、互利互惠。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和发展，以“和合”思想为核心的和谐精神、和谐文化已经深深地融入华夏儿女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特性和重要价值取向。大力传承和弘扬这一优秀文化传统，在历史提供的高起点上创造出更具有时代内涵和现实意义的和谐文化，是当代文化工作者肩负的重要职责。 基于这样一种想法，我们组织编写了“和谐文化读本”丛书。本丛书一共五本，包括《以和为美》《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分别介绍和论述以和为美的审美观、以和为贵的处世观、和气生财的财富观、和而不同的世界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每本书都力图以平实通俗的语言，介绍和展示中外文化中和谐、和睦、和美、和平、和顺的丰富思想，在分类归纳的基础上，分别论述其主要内涵及特征，尽可能旁征博引、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编辑出版这套书的最终目的，是要深入浅出地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为在全社会倡导和谐精神、培育和谐文化提供一套可供大众阅读的基本文本。 本丛书作者都是勤于思考、富有朝气的青年学者，希望这套丛书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王强 2008年元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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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这位风趣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兼畅销书作家，近年来一直笔耕不辍，他始终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客观态度站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前沿，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人文关怀不断制造着美妙的文字，并以文人温和而善意的情怀亦庄亦谐地解读历史人物事件，其独特行文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与好评。同时，他鲜明的个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其与院领导及某些著名作家的关系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使其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时常饱受非议。 本书是为了使广大读者能够品读到更全面、更精彩、更完整的张鸣作品，了解其学术成就、思想境界和行文风格，更深刻地了解张鸣其人所编写的。它不仅集合了张鸣教授十年来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更是张鸣教授著作的首次结集。
清末民初，东西方文化前所未有的巨大撞击，使得中国社会传统秩序走向崩溃，逐渐步入近代化。作者侧重讲述了这个特定时期中，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唐生智、刘湘、孙殿英、冯玉祥、蒋介石等几大军阀是如何维系其集团统治的，其治下的手段五花八门，有回归传统的，有绿林之风的，有家族集团的，有求神拜佛的，也有推行基督教的，更有学日本玩军国主义的，细究深思，绝不仅仅是令人发笑那么简单。
【 前言：】
如果我算是学者的话，出道实在太晚，我的同龄人都已经扬名立万的时候，我还不大知道学术是怎么回事。晚，一来是自己懵懂，看书倒是喜欢，但却迟迟不知自己稀罕的这点玩意，原来就是学术；二来是时运不济，自己喜欢的文史学不成，却稀里糊涂去学农机，虽然偶尔在演算习题和画机械图的空隙里看点闲书，顶多也是幻想说不定以后可以当回作家。后来总算明白点事儿，不再做梦当作家，改写学术论文，也经常不安份，写着写着，就变成随笔散文，把自己弄得活像是四不像。 这个集子包括《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再说戊戌变法》、《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大历史的边角料》六本。 第一本书，是我的硕士论文，当时我初涉学术，半懂不懂，觉得军阀史好玩，里面乱七八糟，头绪特多，就一头扎进去做，整整一年半，泡在北图，中午就啃个面包充饥。结果做下来，将要答辩的时候，我所属的教研室有某权威教授，说我越出范围了，即使答辩也通不过。当时，我在人民大学党史系，按他们的说法，党史系的人，就只能做中共党史的题目，做了别的，就是犯规。显然，我很不服气，当时我的同学，有很多人论文两个星期就做出来了，一样通过，我费这么大劲，点灯熬油地干，居然说不行，说我学术上不过关也就罢了，说个越界犯规，算个什么道理？后来，在若干好心人的帮助下，答辩的时候，总算阿弥陀佛，人家放了我一马。 我硕士毕业那年(1988)，我的论文在萧延中的推荐下，得到当时主编“蓦然回首”丛：朽的陈晋先生的赏识，入选丛书。当时，一个刚出道的毛头小子，出本书，不拿出版费，也不用包销，还能得一点稿费，是件很令人兴奋的事。这本书，讲的是近代军阀怎样维系其集团的事，这些人，有回归传统的，有求神拜佛的，也有推行基督教的，更有学日本玩军国主义的，林林总总，眼花缭乱，当时将它们描绘出来，感觉很好玩，因为此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在大家都奢谈文化的当时，算是一个异数。出版之后，学界没有多少反响，但有些做企业的朋友倒觉得有用，在他们看来，现在的企业家，建构集团，弄企业文化，就是这一套，用人忠诚第一，效率第二，舅爷、姑爷满天飞，不是三纲五常，就是谈佛论道。 这本书出版之时，我已经回到黑龙江一个地处偏僻的农业大学里教书。当初人民大学的硕士还比较值钱，我不回去也能找到工作，但是，我当时打算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读书，回到老地方，有这么个学历，领导高看一眼，事少，地方静，自己感觉很合适。一心想着，等读一阵书之后，再出来不迟。 这样一闷，就闷了五年。这期间，除了给《读书》杂志寄过几篇随笔之外(都退稿了)，几乎什么都没有写过，凡是写的字，除了讲稿之外，就是读书笔记。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整个学界，是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的。等到我有心写第二本书的时候，已经是1993年的春天了，这年，我给上海三联一个丛书的编辑杨晓敏，发去了我的一本书的提纲，当时，其实也没有报什么期望，姑且一试而已。没想到，大概一个月之后，杨晓敏给我回信，说是可以签合同了。这本书，名叫《乡土心路八十年》，是我这么些年琢磨农民意识变迁的一点心得。书的出版，很是费了一点周折，期间，上海三联改组，班子大换血，杨晓敏也离开，很多签了合同的书稿，最后都退掉了。还好，我的稿子没有被退，但编辑换成了陈达凯先生，此公是上海学界的知名人士，最后在他手里问世的时候，已经是1997年了，此时，我已经博士毕业留在人民大学教书。 这本书，实际上是从底层民众的观念和意识变迁的角度，从新阐释了一下近代史。由于我们的近代史，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说明文的特色，因此，改革开放之后，外面的信息进来，人们发现很多事不对了，很不满意。我出来这么一说，有些人感到挺新鲜。因此，这本书卖得很好，据说头一年就买了一万册，而一些老学者，比如孙达人先生，看到书之后还到处找作者，最后终于把我给找到了。 在《乡土心路八十年》交稿之后的几年里，我又对戊戌变法的历史产生了兴趣，这大概是我毛病，至今也改不了，琢磨一个题目之后，只要琢磨出点东西来，就兴味索然，只好再弄另外一个，我所谓的研究，是跟着自己的兴趣走，一般不讲究什么“需要”。对于戊戌变法这个史学界的老题目，我主要从三个大方面来扯开去：一是当时的帝后政治二元结构；二是满人政治；三是戊戌变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本身有什么意义。我不相信过去什么维新派、顽固派的传统说法，甚至帝党、后党的说法，在我看来，也是一团混乱，尤其不相信过去支持自强运动的西太后属于顽固派。在甲午战后，整个国家的上层，谁不知道不变法就要亡国？关键是帝后权力二元，如果变法成功，太后就要退休，面对退休威胁的西太后，自然对反对变法的声音，就比较听得进去。同时，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民族——满人，有自己的政治圈子，满人政治在整个清朝政治走向中，一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戊戌变法时，尤其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是满人政治和西太后的结合，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因为变法的措施，对满人的特权，有很大的损害。在这本书里，我也不相信传统的另一个更为流行的说法，说是康有为的《新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制造了舆论，推动人们解放思想，投身改革，在我看来，恰恰这“两考”和康有为以圣人自居，欲作教主马丁，路德的作派，使得很多本来倾向变法的士大夫反而走开了。事实上，几千年来，士大夫很难轻易接受另外一个人做圣人，哪怕这个人德高望重，功高盖世。他们称皇帝为圣上，只是情势上的客气，圣人只有一个，连孟子都只能是亚圣。尽管如此，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仍然很有分量，在启蒙上价值尤高，办报纸影响不止一代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也从那时开始，才学会了怎样开会，怎样发言，怎样表决。 很遗憾，我的这本书，影响最小，除了不多的几个学者表示关注之外，学界基本上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又对义和团运动有了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拜我的博士导师程之赐，因为他是义和团研究有名的权威，作为我的博士论文，这就有了《拳民与教民》。这本书，现在已经跟《乡土心路八十年》合在一起了，其中有我的前妻许蕾的几万字的东西。 我的义和团研究，其实从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开始的，我赞同他不像中国学者那样，总是斤斤计较于义和团的组织出身，在民间教门上打转，而是将运动的起源，放在中国北方的乡土社会上。但是，作为中国人，我需要考察乡土社会风习、信仰、戏曲、民俗、巫术等文化因素，到底哪些因素对义和团起了作用，是如何起的作用？义和团是如何通过他们效法的戏剧人物，表现他们的政治意向的，民间信仰的符号是如何转化为政治表达的。同时，教民，即中国的基督徒，是怎样一个群体，面对义和团的追杀，他们的宗教信仰体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征。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一书，是我本世纪的第一本著作。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尝试用散文体，把书的一个一个的篇章，变成一篇篇独立的文章，但彼此之间又有关联，串起来看，就是一个主题的讨论。我注意到，清末新政、北洋政权、国民党政府和后来的中共政权之间，有着意识形态的强烈对立，但是在现代化这个线索上，它们却存在着一条共同的脉络，这就是对乡村的整合与改造。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其实是一个乡土社会，城市也有都市里的村庄，现代化的乡村改造路径，自然也对城市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厘清这个脉络，对认识百年中国，尤其是大规模开展现代化建设的近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这本书也给我带来比较大的学术声誉，现在很多学者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多是由于看了这本书。 余下的几本随笔，跟历史文化有关，跟学术也有点关系。严格地说，都是我的读书笔记。直到今天，我看书依旧“恶习”不改，随着自己的兴趣来，信马由缰。看到什么，但有所感，就立马把它写出来，由于学术论文的方式太正式、太刻板，就走随笔路线。我的随笔里，有很多小故事，但我不是为了讲故事才写的，其实多数的故事讲得都很简单，几笔就交代完了，之所以要写，主要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久而久之，我的论文写得也像随笔，只是带注释的随笔，充分暴露我的“野狐禅”的本色。 之所以乐于把这些陈年旧货倒腾出来，主要是想向世人证明一下，我这个人，其实还有学者的一面，虽然这个所谓的学者，很有点野路子，而且归属不明，不知道该往哪个行当里搁，属于三界不收、五行不属之辈。此次出版，基本上保持原样，只做了少量的修订，想要大改，实际上也不可能。像我这样的学者，做学问，无非是傻子编筐——边做边像，现在像还是不像，读者自己评判。 一次喝酒，我对李零说，我最喜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马上说，这是我的名言。一查，果然，他先说的，有字为证。不过，我说这话时，没看过他的名言，多少也该算我点创意。李零有随笔集曰《放虎归山》，意思是他特想跳出学术圈，回归读野书的旧日境界。跟他比起来，我只能算是一条豺狗，但豺狗也想回到山林，而且，我想，我能回去。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现在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还有一些算是历史文化随笔，均遗憾多多。电邮地址：rdzrm5703@vip.sin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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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国学概述、修身、战略、管理、用人、沟通、团队、谋略、变革、养生十讲，为您揭开国学的神秘面纱，让管理脱下洋装，让国学中所渗透的处世哲理在管理大道尽放光芒，为管理者提升管理水平开启智慧之门。
某知名企业总裁说过，20年前中国企业家不看西方管理书籍，那是无知；20年后还只看西方管理书籍，那就是无能了。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正在悄然兴起。如何做君子而不迂，圆融变通而不奸？如何在商海斗争中进退取舍，立于不败之地？如何应对形势的变局，在竞争中把持自己？……蓦然回首，原来答案就在我们博大精深的国学之中！
【 前言：】
近些年来，伴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尤其是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理论和经验如铺天盖地般涌入。应该承认，这对我们开阔视野、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以及让我们更快地融入国际社会，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一种盲目崇洋而轻易否定自己，但同时又"食洋不化"的倾向也在明显地滋长。一些人谈管理则必称哈佛，举案例则必说GE。而他们在谈到中国固有的传统时，常常表现得不屑一顾，甚至流露出一种鄙夷的神色，笼而统之地把自己祖宗的东西贬之为落后、玄虚，某些极端者甚至把自己的东西直斥为“伪科学”。 历史有时是惊人的重复，这种倾向在近代史上就有过。“月亮是国外的圆”之说，上个世纪甚至上上个世纪就有。不过在科学文明昌盛的今天，这种盲目崇洋之风又一次甚嚣尘上，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无知和偏见了。本人负笈云游舌耕多年，发现倒是我们的培训对象变得越来越理智、越来越现实。他们说：一些模式和概念听起来头头是道，用起来却处处碰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因此，他们不管你的培训方式多“洋”，概念多新，体系有多完整，他们要的是管用！面对着一些华而不实的培训，他们辛辣地讽刺说：现如今MBA有点“滥”了。面对着学员的厌倦，不少培训机构也是绞尽脑汁，什么模块式组合，什么互动式教学，再加上什么拓展式训练，炒来炒去炒概念，不过热闹一阵而已。当一轮又一轮的MBA课程如魔方一样被组合得了无新意时，当一些洋药方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让人们感到困惑时，大家都在问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把持自己？在纷扰的环境中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如何使企业在和谐中发展、壮大？蓦然回首，原来答案就在身边，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博大精深的国学！于此时，有人也扬起“中国式管理”的旗号，很让我们激动了一阵，但仔细品味后，发现却一如《厚黑学》的现代版，不仅让听众大大失望，更让那些反对者找到了口实：看！中国式的管理不过是权术而已！应当承认无论哪国的传统都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那种把糟粕拿出来炫耀，实在是对文化的亵渎。实在地说，搞管理不能不懂政治，但是，权术绝不等于管理！否则企业如何发展，历史怎么前进？如何做君子而不迂，圆融变通而不奸，需要我们在这些宝库中认真检视。究竟什么是国学？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国学？我们应该从国学中发掘哪些优秀的成分？可谓见仁见智，可谓鱼龙混杂。这其中讲奇门遁甲者有之，讲官场权术者也有之，结果是自损了传统文化的名声。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老祖宗们在教我们应对风云变局上，在指导我们进退于商海上，乃至于在领导变革上，都有振聋发聩的文字。于是，笔者不揣浅陋，于中国古文化的浩瀚大海边上，捡了一点贝壳，发些贻笑大方的议论，以做引玉之石：感觉所谓管理无外乎是琢磨事、琢磨人、琢磨自己，而老祖宗正是教我们如何做人、做事、做官。我们可以在这里粗线条地概括一下：儒家在教人如何做人，道家在教人如何做“仙”，易经在教人如何做“神”，鬼谷子在教人如何作“鬼”(谋略)，而法家在教人如何做物，释家在教人如何成佛；但千万不能忘了：子孙后人肯定是希望我们多为他们做事。 脱下洋装，绝无他意，即讲管理并非一律西装革履，着布衣便鞋可否？接轨者不见得是拆了自家的，一律照人家的办。接轨者，实则对接也，谁合适按谁的来。我认为管理一如文艺，既不能盲目崇洋，也不能搞复古主义，还是毛泽东说得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因为管理与领导与其说是一门科学，更不如说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并且要与本国文化紧密结合的艺术。所以，我们要抱着一种科学的态度来发掘古人留下来的精华，为我所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 作者 2008年4月
【作者简介】
李飞龙，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社会科学系主任，北京时代光华教育发展有限公司特聘高级培训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民航系统劳动模范，《现代班组》杂志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作者长期从事党政干部与企业管理培训和咨询工作，发表文章百余万字，在全国各地讲学数百场。曾出版《杨士奇评传》、《中华第一都》、《鄱湖血浪》、《扬州怨》、《如何当好班组长》、《和李飞龙聊班组管理》、《公关理论与实践》、《民航企业领导学》等。 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理论研究，对国学中渗透的管理理念有深刻的认识与较强的归纳和驾驭能力；同时在教学与科研中，致力于将现代管理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和知识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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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营销实战和营销策划实践中，作者常常受到诸如低层次的价格竞争、推广费用的不合理使用、渠道串货、假冒伪劣产品的无序竞争以及淡旺季如何经营等问题的困扰，一直面临着如何持续不断地提高产品销量的压力。 经过对古今中外商业典籍和营销理论的研究对比，总结亲历营销实战的经验，加上与数十位营销高手、营销管理大师和营销策划大师的探索咨询，终于写出了这部直面竞争、致力于营销竞争制胜的《大渠道营销》。
《大渠道营销》根植于当代中国企业营销实战，更为难得的是，该书作者把其多年的营销策划实战经验与中国传统经营哲学思想紧密结合，自成一派，立意新颖，且落地实用，是近年中国营销学界难得一见的上乘之作，是一本难得的企业实用工具书。
【 前言：】
人类文明和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物质产品十分丰富，人类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而这一切给企业经营者带来的却是更激烈的竞争。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竞争的程度也越来越加剧。残酷的竞争现实提醒广大营销界人士：营销竞争的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原有的营销手段和方法已不适应现代竞争的需要，时代强烈地呼唤科学的、先进的竞争营销理论和有效的实践。 我在长期的营销实战和营销策划实践中，常常受到诸如低层次的价格竞争、推广费用的不合理使用、渠道串货、假冒伪劣产品的无序竞争以及淡旺季如何经营等问题的困扰，一直面临着如何持续不断地提高产品销量的压力。经过对古今中外商业典籍和营销理论的研究对比，总结亲历营销实战的经验，加上与数十位营销高手、营销管理大师和营销策划大师的探索咨询，终于写出了一部直面竞争、致力于营销竞争制胜的拙作——《大渠道营销》。 大渠道营销学的产生，是我长期以来对古今中外军事理论和兵法及各种战争案例的研究，同时受到物理学力学原理的启发，结合营销基本理论融汇提炼而成。所以，在本书的论述中，注重强调各种营销手法、力量及效果的体现；在营销战略战术的阐述上突出强调直面竞争对手，敢于追求营销竞争的胜利成果；而在营销渠道网络的构建和终端网点的布局方面，借用中国古老兵法阵图的谋篇布局，这一切都是战争战略在商业领域的再现。我追求的是最终的营销竞争制胜，所以追求竞争手段的多变和对竞争对手的“无情”在所难免。希望各位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要以批判借鉴的态度来学习，把目光集中到对大渠道营销学所倡导的竞争理念和如何营造竞争优势的研究、分析、学习以至应用上，而不要拘泥于局部的技战术方面的“一城一池的得失”。 考虑到营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性，在本书中，案例尽量选用笔者多年来所亲身经历过的或策划过的营销实例。粗略计算，这部分案例占本书案例总数的80%。但是，一些国际上和中国古代的经典营销案例，实在令人难以割舍，只好一并收录进来，并以个人认识和不成熟的稚嫩眼光加以评论，不当之处，敬请各位读者及所涉事例的当事人及其后人予以谅解，并以赐教。 同时，对各位曾经与我面对面交流过的大师，各位曾经接受过我电话咨询的国内外老师，各位接受过我服务的企业和企业老总、以及曾经共同战斗在营销最前沿的同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是你们的无私奉献和艰苦奋斗，为我积累了大量的写作素材和受到了写作灵感上的启发。 谢谢！
【作者简介】
“大渠道营销学”创始人。1972年生，研究生学历。 1997年开始从事专业性营销策划和企业管理咨询活动。至今已经为包括“中铁物流’等40家企业做过专门的企业营销策划和企业管理咨询活动，是目前国内极少的集海归派、学院派、实战派策划管理思想于一身的企业管理及咨询策划专家之一。主要著作有《大渠道营销》、《智慧狼西游记》(待出版)等。擅长企业营销策划、营销公开课、企业培训、企业顾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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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国学名著乃是经过专家、学者反复筛选和客观公认的艺海明珠，是人类精神宝库中最璀璨的组成部分，也是闪烁在历史文化长河中最辉煌的绚丽画卷。 本书选取了从先秦两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从隋唐五代到宋元明清以及近现代不同时期最具影响、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共300部，对其精要内容进行了讲述。 本书是目前市场上介绍中国经典名著知识性最强而绝无仅有的读本，不失为一本极方便、极实用又极富收藏价值的工具书。相信本书一定会得到广大青少年朋友乃至更多读者的钟爱！
文化是人的精神脊梁，它能使人读懂世界，读懂生活，读懂自己，并且能更好地诠释一个人的气质、修养和精神面貌，这对于开拓人生的成功是大有裨益的。 本书介绍了从先秦两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从隋唐五代到宋元明清以及近现代不同时期最具影响、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共300部，对其精要内容进行了讲述，便于读者一册在手，对众多中国经典名著了然于胸。 诚然是一本极方便、极实用又极富收藏价值的知识宝典。
【 前言：】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国学名著乃是经过专家、学者反复筛选和客观公认的艺海明珠，是人类精神宝库中最璀璨的组成部分，也是闪烁在历史文化长河中最辉煌的绚丽画卷。 散文大家刘白羽说过：“每一部名著都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一个浩瀚的海洋，一个苍莽的宇宙。”熟悉名著、了解名著，不仅能增加学识、丰富谈资、提高修养，而且能陶冶情操、获取智慧、充实人生。在当今蓬勃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文化的功能愈显重要，它直接渗透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以及事业的发展之中，是赢得人们青睐和尊重的重要资本。记得余秋雨先生在为《知道点中国文化》一书作序中说道：“不知道是可惜的，区区五尺之躯，不以文化群峰为背景，只是一种无觉无明、平庸卑琐的生理存在。人凭文化与外界进行不同层次的沟通，并通过文化证明自己是谁，对此，即使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也有一种荣辱感。”可见，了解文化、丰富文化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青少年们更是如此。文化是人的精神脊梁，它能使人读懂世界，读懂生活，读懂自己，并且能更好地诠释一个人的气质、修养和精神面貌，这对于开拓人生的成功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伟大的民族历史悠久，名家辈出，给我们留下的传世经典十分丰富。就现代绝大多数人匆忙的工作和学习生活节奏而言，很难有空全部详尽细觅，然而，不熟知、不了解中国的经典名著着实是一个中国人的遗憾，这种矛盾应该得到统一。那么，如何在精力有限、时间有限的情况下较多地领略名著的内容？如何用最短的时间体会经典的魅力？此乃我们编撰此书的重要理念和目的。 鉴于目前市场上讲述名著的书籍很少，偶尔见之，所介绍的篇目也是千篇一律，内容少、面太窄，以至于还没有一本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旷世名著的简明读物。为此，我们投入了很大精力，悉心选取了从先秦两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从隋唐五代到宋元明清以及近现代不同时期最具影响、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共300部，对其精要内容进行了讲述，从而便于读者一册在手，对众多中国经典名著了然于胸。可以说，本书是目前市场上介绍中国经典名著知识性最强而绝无仅有的读本，不失为一本极方便、极实用又极富收藏价值的工具书。相信本书一定会得到广大青少年朋友乃至更多读者的钟爱！ |
